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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谈企业观与人生价值观

2010-05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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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谈企业观与人生价值观

到清华来还是忐忑不安的,担心讲得不好,学生中途就退场了。今天这个场面是不会的,因为主持已经要求了不能随时走动。一个同学感觉怎么样,中央电视台播放之后会很感觉成功,因为刚才的掌声很热烈,谢谢大家。

万科是盖房子的,当然万科是要讲房子。实际上在1997年12月份,朱总理到深圳去,深圳安排了6家企业来和总理座谈,我作为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也安排来谈,当时万科在总理心里是没什么印象的,我试图用3分钟时间讲万科是做什么的?1分钟还没讲完,总理就不耐烦了,说你就说发展商到底盖了多少房子,卖了多少房子,我当时就是说今天我即不讲盖了多少房子,也不讲卖了多少房子,朱熔基总理就很好奇,说那你讲很什呢,我讲什么,同学如果有兴趣等会我会讲到。

今天我想讲的题目:健康丰盛人生,共5个小题。

第一、作为中国企业家,名利只能选其一

我们知道现在财富杂志,现在已经开始除了每年评西方的一百名的首富,也评中国的百名首富,按照2000年的排位来讲中国的百名首富有25%是做房地产的,前10位就有6位做房地产,或者和房地产有关系的,万科作为中国目前上市公司,(50家和房地产有关系的公司),它的经营规模、利润都排在第一位。

万科的董事长在中国大陆百名首富当中是排在第几位,大家谁能说?……当然不是前十位,前100位也入选不了。我们知道按照市场经济一个企业家,特别是一个新型企业家他的成功的标志按照西方标志来讲,那就是拥有财富排列的位置,比如比尔·盖茨他成功的标志并不只是他创造了微软帝国,更重要的是他排在了世界的首位,经过一段时间创业他排在第一位,1999年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,从第一位下去了,似乎他的成功打了问号,到2000年他又从第2位升到第1位,似乎显得又很成功了,按西方的价格标准,企业家永远不以财富来衡量他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。

97年香港回归,作为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拥有财富多少?我当时回答我是拿工资的。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一个企业家,在这样一个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中,创业者在对钱和名的态度上怎样。我们所谓的名是通常所说的事业,一个企业家,创造的企业、创造的产品,做得多大;第二个当然就是利,创造企业的同时本身的财富在增加。

我个人认为,中国特殊的情况是在名和利上只能选一条,如果想名利双收是很危险的,而且是相当麻烦的,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,就是大家都穷是没问题的,哪个富了,就拿你开刀。现在中国企业改革当中,我很多朋友他们都是亿万富翁,穿戴的样子像包工头,这是采取了得利不出名,而我是另一个极端,出名不得利,指的不得利,并不是活的紧巴巴的,我喜欢登山,那些活动是需要花钱的,需要财富的积累。我的财富从有价证券来讲,拥有万科的股票是13万股,万科的股市是13元上下浮动,有价证券是不到200万,老板的房子有多大?我买的时候180万,这几年贬值了,我想换一套房子把它卖掉,出价130万是卖不出去的。按照市场价格讲有130万,存款现金200万,非常殷实的中产阶层,为名不为利,并不是哭穷,作为中产阶层觉得还是很知足的,为什么?

只要是有了钱又出名,肯定出问题。比如典型的例子,牟其中曾经作为改革搞飞机,作为政治犯蹲过监狱,工作最后又是判了无期徒刑,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改革家来讲是获利又想出名的结果。再举个例子,云南红塔山的董事长褚时健,我认为他是中国改革以来,曾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,他一年创造的税利是200亿,首先他创造了烟草王国,非常有名,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企业家,但是他到快退休的时候不平衡,在利益上想获得,他觉得付出与收入不相配,所以他不惜以身试法,不惜来违反刑法来挪用公款、贪污钱,这就是他出了名之后又想获利。我们当然从企业管理、政府有关的部门在企业改革方面可以来探讨这59岁现象,对创业者所有者分配不公,从这个角度来探讨。但是从中国企业家来讲我觉得是他定力不够,为什么?

中国的改革是非常特殊的现象,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,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当中,在改革的80年代到90年代,包括到现在,主要的资源还是国有企业所掌握的,尽管现在民营业非常活跃,在经营当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,所谓主要资源包括本身总资源的占用,包括人力资源、物质资源甚至政治资源。褚时健是一个个体户,是民营企业,本身烟草经营就不可能个人经营,正因为有国家背景,资源做大了,就应该心安理得放弃利。我们发现前100位都是民营企业家,或者以民营企业家为主,因为到了90年代后期,中国期权的改革,像柳传志先生这样的个人财富才有所积累,民营企业家积累付出多大代价,付出多大心血,他们在市场当中相当艰辛的,这种艰辛的付出像我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的,在这样特殊情况下,他们拥有的资源是不一样的,他们获得的个人所得是应该的,名声上企业做的很大,最起码现在还是很难的。

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非常清楚,选择的是什么?不能选择了名,把企业做出名了,不平衡了,有一种现象非要捞一把,从制度检讨是另一方面,从企业家个人来讲本身是不够格的,不能说因为制度问题犯了错误,就像王石一样,我非常清楚,私有财产不多,没什么不平衡的。因为在我们国家特定情况,如要做大事业,必然适应这个资源,要遵循这个资源的游戏规则,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大家平均主义,必须需要你奉献,不可能和其他的企业收入一样高,当然我们制度要改革,我们相信再过10年20年之后,情况会不同,但在这个当中应该清楚要把握的,并不是我不喜欢钱,我非常爱钱,但是我觉得我选择了这个,那个就必须放弃。所以实际上对万科来讲,应该说作为一个企业发展来讲仅仅才是开始,正因为万科的掌舵人非常清醒的把握住他应该要什么不应该要什么,既然适应了这个资源就应该在这个资源当中去发展,遵循资源的游戏规则。这是我想从事业角度考虑;再一个从个人,个人为什么选择了工资,不成为暴发户,当然暴发户带有贬义其实是有道理的,首先钱是很好的,钱并没有贬义,但是突然钱很多了之后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。

这就像我们看18、19世纪英国、法国革命当中资产阶级暴发户是一样的,也是很多暴发户的心态。最典型的一个,比如:深圳有个船王(包玉岗),非常有钱,发现他家族的族谱,可以追溯到包公,好像是包公三十多代的一个玄孙,这是典型的暴发户的倾向,有了钱就一定要和名门联系在一起。其实我也想,而且我们家的族谱我也翻了,上到30多代,结果呢?别说宰相之类,连举人、秀才都没有,和知识分子也连不在一块,而且地主也没有,就是农民,祖上没有受高等教育,没有遗传基因。农民突然有钱了,干什么?农民勤劳勇敢,那是维持简单劳动再生产时,因为必须勤奋、早出晚归,一般如果突然有钱了,风调雨顺丰收了,谷子多了,多换点钱。农民一般三件事:第1、赌博;第2、修椅子坟(耀光荣祖),修的像那个太师椅似的;第3、娶小老婆(当时现在叫二奶了吧)。我想突然有钱了,我会不会这样做?我不知道,我不敢说一定不这样做。 (——掌声)

但是我的遗传找不到这个,比如说荣智健,他原来在是文化大革命家族受冲击,下放到北大荒,改革开放之后到香港,即刻跻身于香港的10大首富之一,那是他有主上遗传,荣氏家族有了钱之后知道该干什么,贵族气息,买两批赛马。中国大款有钱不搞这个,突然会有钱一定要警惕,在改革当中,造成社会无序的一方面,我们知道海南岛有一个企业家,搞了个上市公司,突然有钱了,雇保镖,即使雇了保镖最后还是被打击了,打击他的就是他的保镖,互相开枪射击。突然有钱之后,生活社会突然断掉了,天下都是无产阶级。突然有钱了和小时候中学、大学时建立的亲情的联营关系突然就断掉了,同样还是过去的朋友、玩伴对你热情的时候,弄不清楚了,是欣赏你还是欣赏你兜里的钱,还有歌星、明星围着他转,弄不清是赏识他的才干还是他的钱?突然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状态。像我没有,我已经非常如实的把我的家底露出来,儿时的玩伴、中学同学、部队战友关系没有断掉,生活链没有断掉,非常好。

作为一个成功者,就在于本身稳定的工资回报,年底和经营业绩相关的奖金、分红。中国在80年代缺少创业家、企业家,到了90年代中后期,我认为中国缺少的不是创业家、企业家,缺少的是稳定的一个经理阶层,我虽然钱没法和他们相比,但是我作为职业阶层的一个代表,作为培养经理职业阶层是非常非常对社会有益的事,对万科来讲我创导的经理职业阶层比较容易推行,在这方面我是有说服力的,对事业和对钱的把握。

在中国财富的排行榜上,今天百位上没有我,我相信十年、二十年以后也没有我,但是我认为排行榜一百位随着每年的变动,随着每年百位排名财富的增加,我觉得是中国的希望所在。绝不因为我选择了一条路,别人也这么办,对排行到100位的老板,有的是我认识的,有的是我不认识的,我对他们都给以热烈的掌声,我认为市场经济首先要肯定私有财产它的法律上的保证,这是前提,否则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。

第二、诚信经营

在社会当中,一个企业在发展中,在一个社会风气不正的时候,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中,社会制度失衡当中,企业应该采取一个什么道德倾向?首先讲一下我曾经两条香烟行贿未遂的故事,行贿王石,受贿者深圳北站的货运主任。目的为了想要计划外车皮,行贿不能以价值多少来衡量,而是以目的,是给对方好处而获取商业的利益,不在乎两条烟,几块钱,当然钱的多少在量刑上有区别,本身性质没有变。当时属于计划经济,要到车皮运输实际上等于是就可以赚到钱,买了两条烟,20元钱,然后让一个小伙子了解到货源主任的门牌号,过了一会小伙子提着烟回来了,说他不收。我又骑着车去了,我当时敲开门就很不自然的把烟放到他的桌子上,83年我还是比较纯洁的。把烟放下之后,货运主任笑着对我说是不是要车皮的?不好说是也不好说不是,他看着我说:“这两条烟拿回去。”你不是要车皮吗?明天给你办,我听了就弄不清楚了,寻思是不是嫌两条烟少,你不是因为要车皮找我货运主任?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了,那时我是搞饲料的,往北方运玉米,一包150斤,我带着搬运工一起搬,当时体力还是可以的,他说发现搬运工队伍里有城市人的模样,认为我不像劳改的,认为我很特别,能成事很想帮助我,根本不知道怎么帮你,你找上门来了,一听他怎么说,感觉逻辑是通的,一个车皮200元,而我给的是20元,也就是两个车皮给了20分之一。那天晚上我还有些半信半疑,第二天很顺利的办了。这个就给我的启发,货源主任是非常现实,并不很清高,拿着额外计划车皮200元,10个车皮2000元,跟我的交易不是利益交易,不是金钱交易,认为我很想做事,想帮我,换句话说,你想做事了我帮你,我也有一种满足感。

我们MBA学生知道马斯洛的几个需求吗,物质需求,金钱需求,他的是精神需求,总结出一个道理,向别人诉求什么?我刚开始创业时,没有受过MBA的基本训练,从这样的体会当中,体会到在这种不正社会风气之下,应该怎样去做?很特别,做什么都给开绿灯。

我记得非常清楚,1994年到澳大利亚,海外留学生对中国大陆政策非常反感,我当时在墨尔本有一个交流,当时讲万科的发展,当时中国留学生直接提出来中国大陆贪污腐败,万科成长那么快,万科一定是行贿的,当时我就了这个故事—万科成长的过程这个故事,也就是说当然可以采取行贿的方法获得好处,同时可以检讨一下中国市场将来到底是怎样的,是不是这样,如果不是,现在做这种形式的方法可能现在行的通,如果将来适应正规的市场非常非常困难。

1988年,万科改造的时候,公司内部进行了一场大讨论,我们上市集资集股东的钱发展的时候,是采取投机方法,捞一把就走的办法,还是我们要走规范化?当时市场不规范,也没有规矩,没有规矩我们看香港怎样做,看工业发达国家怎样做的,他们怎样做我们照他们就行了。这种观点市场不规范,我们规范自己,无疑束缚我们的双手,无疑坐以待毙,将来市场还不规范,无疑市场没有发展前途,应该走规范道路占少数,好在少数派当中我是之一。当然现在证明按规范化这样走的道路,从长远来看老实人不吃亏的,但是我们上市之后到现在股票始终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,很不规范的市场,幕后操作的市场,很多呈现危机的市场,其结果明明看到一个企业经营不下去了,股权一转让,给什么概念,资产重组,4、5元的股票就上升到70-100元,而万科的股票就在8、9元,股东大会上,股东提出同样的问题:王石先生,你认为万科的股票反映了它的价值吗?万科回报在10%以上,每股回报在4角以上;很多最后不盈利,但是改头换面,改了名字,搞了操作,搞什么概念,股票就在70、80元,小股东很多不平衡,希望王石来回答,我说我认为万科的股票反映了万科的真实价值,那些人为的抬高、操作的股票,并不反映他们公司的真实价值,他们被高估了,但是我怎么判断对市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。当然,开股东大会,股东对万科的股价表示不满,好在股价市场可以手投票也可以脚投票,不满意的可以卖掉,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。我们发现股市逆转,一个是证券会加强了股市市场的监管力度,新闻媒体加强了对股市黑幕的揭发,股市逆转直下,原来70、80元的股票一直往下掉,而万科股票不跌反涨,在2001年的中期报告上念万科的股票,中小股东第一次给王石先生热烈的鼓掌。

这也就是要把握一个原则,一个企业发现危机时是采取诚信,还是非诚信。2001年企业危机的时候,第一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-永道在中国搞百位上市公司调查当中,调查100位企业家。100个企业家提名,一个企业被3个提名上的没超过10家,一共才6家,万科排第3位,评了之后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联合做这个节目,临时节目又赶快改,因为有人揭发6家之中又有一家发现问题,因为做假帐,挪用公款,6家最受尊重的公司刚公布出来,其中有一家出现问题,最后改为关于诚信问题的讨论。

显然我觉得在诚信危机的时候,讲诚信的公司它的希望所在。不讲诚信的已经危机到股市市场,危机到经济健康发展的时候显然这种诚信就体现出来了,一直是尊重自己、讲诚信的公司,显然黄金发展时期到来了。不谋而合万科他本身高度增长从2001年开始,中国的私营企业很难发展大,一旦发展大很快衰落,万科1984年成立,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7年的历史,尽管经历了一条艰辛的发展道路,但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才仅仅刚刚开始,什么叫黄金发展时期?按照2000年发展水平,今年还属于调整期的增长,预计2002年比2001增长70%,我们知道万科基数是50个亿经营资本的公司,这样的增幅是相当大的。预计2003年应该在2002年的基础上是30-35%以上的连续的增长。一个企业在面对社会不正风气,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道德倾向。

第三、企业面对超额利润的黄金法则

企业在面对超额利润面前应该有一种什么心态?下面的观点:超过25%的利润不做的黄金法则。93年宏观调控中央对当时市场无序,股票市场的泡沫,房地产市场的泡沫。重点整顿的两个行业,当时在深圳买一块地不到6个月的时间可以翻一倍转手,根本不用盖房子,土地价格直线上升,当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,深圳有一种说法利润低于40%不用考虑,房地产1992年的时候,房地产太好赚了。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万科是超过25%的利润不做的,超过利润的时候很多资本拥入这个市场,自然会造成产品投资大大超过需求,而后是过剩、积压,价格下降,所以我们提出超过25%不做,很可惜万科这个政策当时没人听的懂。

93年6月份宏观调控,由于我们利润比较低,三大建设都往上上,给万科带来很大的困难,建筑商提价,水泥翻了一番,房子已经卖出了只好提价,工头承包,这样25%的利润就没有了,在往下做就有可能亏损,到93年5、6月份我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,卖了那么多房子,因为通货膨胀可能要亏损的,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,政策一公布,我是举双手,通货膨胀,三大建设就开始往下掉,这一改25%利润又出来了,93年到97年全国房地产处于非常不利、不景气的时候,万科从93-97年我们的房地产连续5年以70%的速度增长,所以在汇报会上,我跟朱总理说万科是宏观调控当中的受益者,第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家企业说是宏观调控的受益者。朱熔基总理就接着我的话说:绝无仅有。

第四、对房地产价格的独到见解

话就跳到2001谈一谈对北京房地产价格的看法,为什么说北京的房地产有下降空间?因为它的价格按照北京的收入是偏高的,谈的观点实际上是6月份新浪网一次路演上,北京的网民提这个问题。我们知道6月中旬已经是申奥在即,基本发展商对申奥成功投以很大的希望,认为只要申奥能成功,北京的房价在现在基础上还要继续翻身,继续升高,好多发展商奥运急着在这之前赌一把,只要申奥成了,北京土地要在北京赚钱是非常好的。

7月11日我作为申奥团的拉拉队去了莫斯科,我们在莫斯科大使馆看电视转播,和北京的观众同时感受,结果申办成了,正欢呼呢,北京记者电话就追到莫斯科了,问我2001年北京房价还有下降空间还坚持这个观点吗?我说申奥成功不足以影响北京现在的房价,如果北京的房价很正常,它应该会是连续2-3年上升,北京已经没有上升空间了,即使申奥成功,北京还有下降的空间,这是我当时的看法,当时还是没人认同的,造成更多的担心北京房价上涨的压力,发展商一片欢欣鼓舞,消费者忧心忡忡。到10月份情况就有点逆转,北京开始滞销了,问我有什么观点,滞销就降价吧。

谈到房地产我印象非常清楚,当时总理对两个问题很担心的,97年12月份,一个是担心人民币不贬值,出口受到影响,我们经济增长出口拉动占了很主要因素,人民币不贬值影响非常大;还有搞国内消费刺激,搞刺激增长点,经济专家认为只有房地产,所以到深圳安排了3家房地产企业来进行座谈,谈到房地产市场来讲,当时作为经济增长点,我认为在2-3年之内,房地产是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点的。第一、我认为当时金融政策对房地产不利,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的,如果没有金融的开绿灯,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是不可能的;第二、房地产是和政府政策密切相关的,全国房地产政策方面,城市利用土地极差方面发展来讲,显然这一方面政策是不配套的,因此成为经济增长点是不可能的;第三、商品房和福利房,商品房必须高速发展,而我们的企业主要还是福利房体;第四、一个行业作为经济增长点必须有龙头企业,必须有大的企业起带头作用,而在中国,包括万科在内,和成熟的发达国家房地产发展商相比,我们中国的企业规模还过小,靠他们的龙头企业还是带不动的。基本这四点判断我认为在两三年之内是成为不了经济增长点的。我记得总理是这样问的:如果金融政策进行改革,金融配套,能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点;如果……,总理连问了四个如果,我说还是不能在两年内成为经济增长点,总理说一定要把它成为经济增长点,我最后说总理说能就一定能成为经济增长点。

在这个会上,房地产已经作为国务院的政策,国内经济学家认可政策制定当中,我是唱反调的,显然总理对不同的意见没持有排斥的态度,列举数据他是可以听进去的,当然事后,总理沉默了半天,说我:“你是房地产家,我聘请你为我的房地产顾问,当时我就显得很羞涩,总理接着说我聘请的顾问当然是不付工资的。”

最后、何为健康丰盛的人生

归到主题,什么叫健康丰盛的人生,中央电视台把我一些照片登出来了,主要是我在登山,实际我喜欢运动还是比较多的,传统喜欢打乒乓球,确实很差,还有踢足球,也比较差,尽管一直属于校队,确实板凳队员,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部队,一直踢到40岁,到深圳时40岁,发现40岁踢球是不适合了,但是又非常喜欢那种激烈的对抗,青春的活力,改吹裁判,除此之外就喜欢登山、跟山有关系的也非常喜欢,比如:滑雪、飞伞,冬天到滑雪场滑雪,有人问我在山里多少天?我说每年120天,又有人问登山和事业有什么关系?没什么关系,工作是工作,登山是登山,非常清楚的。

什么叫健康丰盛?

第一、 要身体健康,身体健康才可能丰盛,丰盛就包括工作、家庭、业余的户外

活动,这就是健康丰盛。我们不能工作之后,工作是第一的,什么是身体健康?等退休了,为什么城市进入老年化之后,街上好多现在流行的扭秧歌等,显然和生活有关系,工作时间就是工作,等身体不好的时候才想到锻炼身体。应该说在工作当中,年轻时应该工作是一部分,这方面应该学习西方学习工业发达国家。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出国考察,到星期天原来考察没完不想中断也得中断,不因为是中国客人。最极端的就是到莫斯科去,星期五到下午6:00铲土工即使铲的土到了半截,也会因为到下班扭头就走了,实际上他非常清楚,他的业余生活、他的时间。在中国加班什么,牺牲休息时间是绝对应该的,甚至坚守在岗位上,父母有病、孩子做手术都不回去,而且我们作为一种美德、公德被媒体宣传,我们万科对家庭不爱的人,爱企业是表示怀疑的,在万科绝对不提倡带病坚持工作,有病一定要去看,有病一定要休息,更不宣传甚至绝对不允许有病为了加班不会去。举个例子物业管理怎样为客户着想,到一线去,出差没回来,给他们关窗门,使他们少受损失,但是主管的家里由于家里没关而受到了损失,他们是怎样怎样,我一看就火了,为他人服务而牺牲自己为前提,这不能提倡,实际判断作为人的价值。首先应假定人是自私的,人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利他,所以我们万科提倡的健康丰盛,对人的尊重、对本质的判断来考虑,最基本的尊重他的权利,比如隐私权,社会国家传统是没有隐私的,文化大改革时到了什么程度?狠斗灵魂深处一闪念,不说私有财产,就是人的灵魂深处也不允许有一闪念。诸如此类的事情比如万科刚成立时我们第一总监买了20套房间,一般企业买房子都是集中买,而我们买了4个地方发展商的房子,20套,一个地方5套,其结果管理非常麻烦,不能批量买还贵,观念非常简单,不要上班是同事,下班是邻居,还有什么隐私权?本身健康丰盛首先就是对人最基本的尊重;

第二、机会均等

第三、选择权,在中国的传统不是举贤不避亲吗,上次参加管理者的节目叫家族企业的

管理,当然是不避亲的。对现代企业讲一定要用亲,在万科血缘关系表妹、堂弟没有,没有我的大学同学、部队战友,更没有儿时玩伴,当然我做的矫枉过正,绝对不是说万科清华只有一个学生,两个学生就是学友了。对下面的招收并不反对校友,但是一定要把握举贤避亲,这样才能给大家公平的选择机会,当然首先对人身体健康重视,更重视心理健康,万科提倡不仅仅的在工作期间身体健康,退休的时候身体健康,中年人50多岁得心脏病大面积心机梗死,通过做手术保持生命,工作处于半停留状态,这种情况是非常深刻的检讨。应该对员工是不负责任的。

健康丰盛对社会可以把握,不去行贿,当然会相应的付出一些代价。比如万科价格比较高,因为不去行贿,是不是公司也不受贿呢?95年宏观调控期间,万科上海公司,项目工程部4个,从项目经理到下面的工程师集体受贿,被检察院集体传讯,当时对我刺激非常的大,公司作为法人,作为社会上的一个单位,不去行贿,不仅仅不去向别人行贿,还有关联单位甲乙方,工程公司作为乙方,发生在部门的集体受贿;还有一个上海公司的财务副总,他已经调到深圳来了,上海检察院想把他抓了,我们总部来了电话,根据口供,怀疑他有10几万的受贿,问我是不是以出差的名义让他到上海再把他扣下来,或者来人把他抓了,人事经理跟我说这个事,我听了后觉得两个方案都不好,第一把他骗到上海,以后谁还敢出差?第二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上海副总给抓走了,对万科面子很不好看,我认为应该实话实说,上海检察院怀疑你受贿,没有呢更好,如有问题坦白从宽,所以有没有必须去,人事经理说不行,因为上海检察院挑明了不能向他本人透露,万一潜逃怎办?无论如何方案不能告诉他,我说我宁可承担风险。上海打电话是上午9:00,我们约职员谈话11:00,作下午2点到了上海,人事经理陪着职员5点到了上海,当然他觉得很清白、冤枉,结果1个星期以后审出他有问题,这个对我的刺激非常大。

万科投资13个城市所在当地检察院写了公开信,表明在不正之风之下,是有责任的,我们万科愿意配合当地的检查机关,凡是涉及到万科案子的我们愿意配合,我们应该检讨我们企业应该发生什么作用,应该检讨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,当时上海抓了4个人,深圳公司人心惶惶。我的观点:一个企业经营有赚钱有亏损,亏损1000、2000万,一个项目失败了可以重来,钱亏了,可以做下个项目可以赚回来,如果一个企业由于管理的失误造成企业职员的犯罪,这是他终身的,不仅影响到他一个人,而且影响整个家庭,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过来的,所以以后万科宁肯1个亿,2个亿钱不赚,也不要犯由于管理上的失误,给职员造成犯罪的可能,原来万科在项目征订方面是没有人事部门参加,财务资金能不能提升上去,营销上市场回报率符合否,这个事件之后,专门确定了人事部门参加,人事部门最后有一票否决权,确定了一个项目虽然可以盈利,如果人事管理失控的话这个项目一定不要。

我谈到健康丰盛,不仅是身体健康,更重要的还是心理的健康。 我谈的内容就这么多,谢谢大家!

(本文未经本人审阅 记录整理:张双长 编辑:夏辉)